香港星辰量子创始人郑韶辉：量子计算要落地，政策是油门，市场才是方向盘

放眼全球，一场围绕量子计算的科技竞赛正在白热化。

2025年10月，谷歌在105比特的“Willow”量子处理器上完成量子优势演示，速度达到经典超级计算机的约13000倍；2025年4月，IBM宣布计划投资300亿美元用于提升美国量子计算机制造能力，作为其1500亿美元研发计划的一部分。同年，美国科技巨头在量子领域的布局从实验室全面转向产业化，AWS、微软Azure和谷歌云都在量子计算领域投入了真实且持续的努力。

而在中国，尽管量子科技已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融资热度持续攀升——截至2026年3月，国内量子计算领域累计融资112.05亿元——但一个结构性的隐忧正在浮现。

“与美国相比，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投入、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香港星辰量子创始人、被业内誉为“量子产业第一人”的郑韶辉在接受我们专访时直言不讳。“这个局面如果不变，十年后，我们很可能会面临当前半导体芯片的困境。”

中美量子竞赛：起点相似，路径不同

郑韶辉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量子计算的全球赛道上，中美两国在技术研发层面各有千秋。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领先全球，在量子计算方面也确立了国际第一方阵的地位。但若论产业化的推动力量，两国的格局迥然不同。

在美国，IBM、谷歌、微软、亚马逊、英伟达等科技巨头是量子计算产业化的绝对主力。IBM在超导量子比特方面拥有公开的路线图，2025年汇丰银行已在欧洲债券市场应用IBM的Quantum Heron硬件，预测债券成交价格的准确率较传统方法提升34%；谷歌以量子AI部门和“Willow芯片”引领市场，打破了量子纠错率瓶颈；微软则专注于Azure Quantum云平台和算法开发，并启动了“量子就绪计划”，帮助企业梳理量子计算用例。英伟达也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建立量子计算研究中心，展现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趋势。

根据麦肯锡公司2025年6月发布的《量子监测报告》，截至2025年4月，全球量子计算领域初创企业共274家，其中美国77家，数量远多于中国。

但数量差距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差异在于产业化推动力量的结构。在美国，量子计算的主力是IBM、谷歌、微软等大型科技巨头；而在中国，真正在量子计算上有系统性投入和长期布局的大型科技企业屈指可数，产业的主力军主要是一批初创企业。

“大型科技企业参与不足，正是当前中国量子产业化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郑韶辉直言。

从“电子管VS晶体管”看历史启示

郑韶辉用一个历史案例来警示当下的格局——苏联在电子管与晶体管之间的战略选择。

上世纪60年代，全球电子行业迎来关键岔路口：是继续深耕电子管，还是转向晶体管？苏联选择了电子管小型化的路线，而美国则奔向了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的道路。结果是：晶体管按照摩尔定律的速度飞速迭代，而电子管小型化很快触及物理极限。

“苏联踏上了电子管小型化的独木桥，美国奔向了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的阳关道。”郑韶辉说。“二者背后的半导体与电子工业，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主动脉。科技竞赛中，路线的选择往往比一时的投入更重要。一旦方向偏差，后面再追就难了。”

郑韶辉认为，今天的量子计算竞赛，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电子管VS晶体管的抉择有相似之处。“我不是说中国选错了技术路线——中国在超导、光量子、离子阱等多个路线上都有布局——我说的是产业化的‘驱动力’选择。”

他进一步解释道：“苏联的教训在于，技术路线的决策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判断，而缺乏来自市场和企业的充分验证。相比之下，美国的晶体管能够快速迭代并形成产业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的自主选择和市场需求的牵引。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量子计算这样的前沿领域，一定要让企业和市场成为技术路线选择和迭代的重要力量。”

政府支持与市场驱动：两条腿走路

郑韶辉对中国政府在量子科技领域的支持给予了充分肯定。“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投入是毋庸置疑的。从‘十五五’规划将量子科技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首，到各地设立量子科技产业基金，再到央企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这些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但他同时强调，产业化的最终驱动力必须来自市场。“政府可以把路修好，可以给企业提供启动支持，但不能替企业开车。量子计算最终要在产业中‘跑起来’，靠的是企业自己去发现应用场景、找到商业模式、做出客户愿意买的产品。”

他打了个比方：“政府的角色是当好‘园丁’，培育好土壤、提供好阳光雨露。但种子能不能长成大树，归根结底要看种子自身的生命力，以及市场的选择。”

郑韶辉特别提到，根据麻省理工学院《量子指数报告2025》，企业和大学共同持有91%的量子计算专利，其中企业占54%，大学占37%。而在企业专利中，IBM、谷歌、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巨头是绝对的主力军。“这些数据说明，在美国，量子计算的创新主体是企业。企业不仅拥有大量专利，还在推动工程化、产品化、商业化。这是一个完整的‘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

“中国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强大的科研体系和政策支持，但如果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科研成果就很难高效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郑韶辉说。

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参与？——四个现实挑战

郑韶辉认为，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参与度偏低，背后有现实原因。

其一，量子计算研发投入巨大、周期漫长、短期商业回报不明朗。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将巨额资金投向一个可能在十年后才产生收入的领域，面临来自股东的压力。而美国科技巨头之所以敢于投入，是因为它们有强大的传统业务作为“现金流支柱”——云服务、广告、软件授权——可以支撑长期的前沿研发。

其二，跨学科高端人才储备仍有差距。量子计算需要物理、计算机、电子工程、数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中国量子专业人才主要来自物理学背景，从事应用开发和工程化的复合型人才仍在培养过程中。

其三，技术转化机制有待完善。郑韶辉观察到，“中科院、清华、中科大等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在量子计算上有很多世界级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如何高效地转化为产品、转化为客户能用的服务，中间的转化链条还需要进一步畅通。在美国，科技巨头会主动与大学实验室建立深度合作，快速验证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这种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我们需要加快构建。”

其四，产业生态尚在培育期。量子计算从硬件、软件到算法、应用，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支撑。目前中国的量子计算产业生态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更多市场主体共同参与。

2026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刊发了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明确指出：“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

郑韶辉谈到，“培育科技领军企业，需要体制机制上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们要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站到前面来，成为量子产业化的主力军。”

中国需要自己的量子科技领军企业

对于如何破解中国量子产业化中的企业参与难题，郑韶辉给出了明确的期待：中国需要一批在量子计算领域敢于长期投入、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

“量子计算需要这样的企业——有长期的战略定力，有持续的技术投入，有面向全球市场的视野和能力。”郑韶辉说。

他观察到，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型科技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已有所布局，在专利申请上也有建树。但与IBM、谷歌等巨头的投入规模相比，仍有量级上的差距。“我们的科技巨头，在量子计算上的投入，可以再大一点、再坚决一点。”

郑韶辉特别提到俄罗斯量子计算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2025年，俄罗斯采取差异化技术路线，绕过超导量子主流路径，首台基于冷离子技术的50量子比特计算机通过测试并投入实际应用。“俄罗斯的案例说明，在这条赛道上，创新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有没有持续投入的耐心和决心。”

香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量子合作的“桥头堡”

在郑韶辉看来，香港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参与量子产业化的一个特殊窗口。

他创办的香港星辰量子总部设在香港科学园。他创办的香港星辰量子总部设在香港科学园。这是一家专注于量子计算产业化的高科技企业，依托自主形成的光量子计算研发能力、香港新型工业化联盟的产业生态网络，并与国内外顶尖量子科研机构深度合作，致力于为医药、材料、化工、金融等对算力有迫切需求的行业，提供可落地、可定制、高性价比的量子计算解决方案。“香港的优势在于它的国际化程度高，金融市场发达，连接内地研发资源和海外市场渠道方便。”郑韶辉说。“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量子产业合作的桥头堡。”

他透露，灵光量子正在积极探索与国际量子科技企业的合作机会。“欧美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的工程化能力、产品化思维、商业模式的探索。我们不惧怕竞争，但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结语：市场需求是产业化的第一驱动力

采访接近尾声时，郑韶辉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量子计算这场新长征，不能只有国家队在跑，民营企业和科技巨头也要扛起枪。”

他说，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前景可期。“以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在量子计算领域的追赶态势，中国完全有可能在量子科技的整体实力上达到世界一流。前提是，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

“市场需求才是量子科技产业化的第一驱动力。”郑韶辉说。“只有让企业站到前面来，让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源头，量子计算在中国的产业化才能行稳致远。”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平和：“这条路很长，但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和科研人员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