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词元经济制度建设的微观试验场

2025年，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2026年进一步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刻理解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内涵，需要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跃迁之后，生产方式如何变化、生产资料如何被调用、劳动如何被组织、交易如何完成、收益如何分配等一系列问题。OPC（即“一人公司”）作为智能经济的一种早期微观组织形态，集中呈现了上述变化，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加以认真审视。

与传统创业企业相比，OPC普遍具有轻资产、小规模、边界灵活、议价能力偏弱的特点，天然对模型调用、算力和词元的计价方式、词元交易规则、政府支持政策等高度敏感。如果缺少科学计量、质量评价、公平交易和可信结算等制度支撑，OPC容易陷入运营成本难以控制、市场信用难以沉淀、协作收益分配不均等困境。词元经济围绕人工智能服务的成本计量、价值确认、可信交易和收益分配建立基础规则，恰恰可以为OPC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撑。由此可见，OPC不仅是观察智能经济微观组织生产关系变化的鲜活样本，更是检验词元经济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试验场。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OPC为观察窗口，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其兴起背后的生产力跃迁和生产关系重构，在理解词元经济支撑OPC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探讨出政策着力点。

一、OPC是智能经济微观组织形态

根据中关村人才协会《中国OPC发展趋势报告（2025-2030年）》，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OPC数量达到286万户，同比增长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近期，深圳、杭州、武汉等地陆续出台人工智能OPC专项支持政策，上海、江苏等地也对OPC创新创业生态做出部署，显示出地方政府对这一新型组织形态的持续关注。

OPC是One Person Company的缩写，通常译为“一人公司”。在智能经济语境下，OPC并不只是工商登记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更多是指由超级个体主导，深度运用大模型、智能体和平台化资源开展创业经营的轻量化组织形态。其关键特征在于以“超级个体+数字员工+外部平台化资源”方式，完成过去需要较大团队才能承担的研发、运营、营销和交付任务。在传统企业当中，营销传播、软件开发、客户服务等任务往往需要配置岗位、搭建团队、建立流程。而OPC的组织优势在于以超级个体为核心，重组大模型、智能体、数字员工和专业协作者等生产要素，把多个岗位环节压缩到更小的组织单元中，从而以较低固定成本、较短决策链条在细分场景中保持敏捷适应能力。

从实践看，OPC已从数字营销、软件开发、智能硬件等领域，延伸到工业服务、文旅金融、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赛道，正在由个体创业现象逐步进入政策引导和产业培育阶段。主流媒体报道的多个案例表明，OPC能在细分场景中快速识别需求、设计产品并完成交付。例如，北京极乐太空科技有限公司围绕施工安全监测、水土流失和地质沉降测算等实际市场痛点，发现需求并快速研发AI产品，体现出OPC需求响应的敏捷化；杭州创业者李云帆开发AI作文批改产品“作文说”，大量借助AI完成代码编写和界面设计，体现出经营过程的智能化；北京时间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推出AI留学选校产品“AI选校鸟”，从想法到落地仅用2个月，体现出业务垂直的纵深化；北京玄薇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肿瘤精准医疗，依托跨学科合作形成产品壁垒，体现出资源组织的协同化。

然而，OPC缘何兴起？对生产关系又有何深远影响？表面上看，它只是创业组织形态更加轻量化、灵活化的表现；深层次看，则是人工智能进入知识服务生产过程后，改变了知识调用、任务组织和服务交付的条件，是生产力跃迁的结果，进而折射出了智能时代生产关系的重构。

二、生产力跃迁催生OPC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服务能力不再完全内嵌于特定劳动者的经验积累和传统企业的流程体系中。大模型把大量通用知识、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转化为可调用的模型能力，智能体把任务拆解、流程执行和工具调用转化为可编排的工作流，算力、大模型、数据资产等也以平台化方式向社会开放。由此，知识开始以可调用、可部署、可组合的智能服务形态进入生产过程——知识成为直接生产资料，推动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同时发生变化。

一是个体劳动者的综合生产能力被放大。过去，完成一项业务往往需要多部门或多人协作完成，流程较长，沟通成本较高。现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可以承担一部分基础性、重复性、辅助性工作，使OPC中的超级个体能够把客户需求拆解为更小的任务模块，并围绕任务目标调用工具、组织协作者、校验生成结果和把控最终交付。

二是生产资料呈现智能化和服务化特征。大模型、智能体、算力平台、开发工具、数据接口和营销渠道正在成为知识服务生产中的新型生产资料。OPC不一定需要完整拥有这些资源，而是可以通过订阅、租用、调用、接入和外部协作等方式取得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取得方式的变化，降低了个体和小团队进入专业服务市场的门槛。

三是劳动对象被进一步数据化、场景化和任务化。人工智能使市场需求可以转化为知识库、数据集和提示词等，业务场景可以被拆解为智能体独立完成的任务单元和工作流。劳动对象被数字化、词元化处理后，进入大模型进行推理与结果生成。由此，过去依赖多人团队完成的部分知识生产和服务交付，在OPC中则可以由超级个体借助智能工具独立或轻量化完成。

三、OPC折射生产关系重构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OPC的出现，正是人工智能推动知识服务生产力跃迁后，在生产关系层面形成的早期组织响应。大模型、智能体等新型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后，知识服务不再完全依赖传统企业完整的分工与制度体系，生产资料使用方式、劳动组织方式、市场交易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都随之发生变化。

一是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由内部占有转向外部接入。由于大模型、智能体、算力平台等社会化生产资料以更细颗粒度、更低门槛向公众开放，生产资料变得高度社会化、平台化。即使没有自建研发团队、拥有数据集和供应链网络，OPC也可以通过外部接入取得必要生产条件并组织交付，从而成为一种轻资产、敏捷响应市场需求的组织形态。

二是劳动组织方式由岗位分工转向多主体协同。传统企业主要依靠岗位分工、部门协同和管理流程组织劳动。OPC则由超级个体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将客户任务拆解为可执行模块，再组织数字员工、外部协作者等共同完成交付。客户方也可通过提供数据、过程反馈和结果评价共同参与价值创造过程。由此，劳动组织转向一种企业内外部多主体的动态协同和资源整合过程。

三是市场交易方式由标准化供给转向场景化交付。OPC规模小、边界活，难以依赖传统企业信用背书，必须在具体场景中证明自身服务能力，其交易逻辑更强调对细分需求的快速识别、对业务痛点的即时响应和对交付结果的可验证性。客户购买的也不只是单一劳动时间或标准化产品，而是围绕特定场景形成的解决方案或综合服务。由此，能力证明、交付标准和责任确认，成为OPC进入市场交易的关键环节。

四是收益分配方式由依据内部薪酬制度转向多主体贡献协调。传统企业收益分配主要依据相对稳定的内部劳动关系和薪酬制度。OPC的价值创造过程则分散在超级个体、外部协作者、模型供应方、算力服务商、平台企业和客户方资源之间。由此，项目收入不再只是企业内部工资和利润的分配问题，而转化为跨主体贡献识别、成本分摊、风险共担和收益协调问题。

四、词元经济支撑OPC发展的制度逻辑

值得关注的是，OPC的轻量化优势也伴随着新的发展约束。在生产端，模型调用、算力消耗、数据获取等已成为OPC成本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使其对算力、模型和词元的计价规则变化高度敏感；在市场端，小规模主体面临能力证明、客户信任和稳定交易不足的问题，同时OPC的全栈交付、持续运营和风险承压能力相对不足，仍需要社区、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补齐相应短板；在制度端，多主体协作带来责任边界、贡献识别和收益分配不清等难题。仅靠一般创业扶持政策，难以系统解除OPC所面临的这些深层约束，充分释放其生产力潜能。

在此背景下，词元经济对OPC的支撑，主要体现为生产力释放和生产关系调整这两条路径，即在有效计量、质量评价、可信交易和贡献分配等方面提供制度供给，进而为OPC创造更加稳定的市场条件，培育健康有序的智能服务生态。

一是以有效计量和合理定价改善成本核算。OPC利润空间通常较薄，智能体多轮调用、模型切换、工具链衔接和人工校验都会直接影响项目收益。若只按项目总价核算，经营者难以判断不同模型、不同工具、不同流程的真实成本，也难以识别哪些环节形成有效产出、哪些环节造成资源消耗。词元经济的发展，使过去难以拆分的知识取用和加工获得标准化的计量口径，推动词元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这将推动OPC逐步建立面向具体任务的成本核算和流程复盘机制，把经验式用AI转化为可分析、可优化的生产过程。

二是以质量评价和可信规则增强市场信用。OPC的核心能力往往体现在需求理解、任务拆解、工具选择、智能体编排和结果校验等过程中，外部客户难以仅凭最终服务或产品对其实际价值做出充分判断。词元经济若能与过程记录、质量评价、可信审计和责任追溯相结合，就可以把OPC的服务能力转化为更可观察、可比较、可积累的信用资产，并通过智能服务合同、质量分级和可信结算等规则，降低客户交易顾虑，推动OPC从零散项目走向复购和长期合作。

三是以贡献识别和可信结算优化收益分配。OPC创造的价值由数据供给、算力支撑、模型能力、平台接口、外部协作等多个环节共同贡献，而词元经济则以有效计量、质量评价和可信结算为基础，有助于识别不同主体在服务链条中的实际贡献，使OPC的价值分配更接近真实生产过程，也使超级个体的组织劳动、外部协作者的专业劳动和平台模型的基础支撑获得更合理的价值确认，从而真正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市场效率。

由此看，词元经济赋能OPC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通过计量、评价、交易、分配等制度安排，推动OPC摆脱生产端、市场端、制度端的深层约束，成长为智能经济中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微观组织形态。

五、将OPC纳入词元经济制度建设场景

更为重要的是，词元经济支撑OPC持续发展的意义，还在于通过OPC这一高敏感度样本，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制度建设提供微观检验。OPC组织轻量、对模型调用成本、服务质量和交易规则高度敏感。推动OPC持续发展，应跳出原来孵化器、众创空间的思维定势，将其视为词元经济的重要应用场景、制度试验对象和价值验证单元，纳入计量、评价、交易、分配和治理规则建设之中，使OPC的组织创新实践转化为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宝贵经验。可考虑从生产资料调用、劳动组织协同、市场交易规则和超级个体培养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建立OPC友好型词元计价机制。针对OPC利润空间薄、模型调用和人工校验成本敏感等特点，探索普惠算力、阶梯计价、场景券、试用额度和按效果付费等方式，降低极早期项目调用智能服务的门槛，使其能够在真实业务中完成低成本试错和能力验证。

二是建设垂直领域词元服务对接平台。推动垂直行业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场景需求和OPC项目资源对接，支持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释放精准订单，促进数据要素、模型能力和场景需求协同共振。

三是完善智能服务可信交易制度。建立智能服务合同、可信审计、质量分级和灵活分账机制，推动传统合同关系向适应智能服务的技术契约演进，使内外部多主体能够在清晰规则下激励相容、提升合作绩效。

四是加强智能经济超级个体人才培养。推动高校将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纳入通识课程体系，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园区和孵化平台支持OPC创业实践，推动劳动者从单点技能执行者转向知识导航员、问题架构师、工具调用者和质量把关者。

虽然词元经济和OPC均仍处于发展早期探索之中，但随着词元经济正式纳入国家工作体系，其在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支撑智能经济新形态形成方面的制度意义正在凸显。应将OPC视为观察智能经济微观组织变革的重要样本和检验词元经济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场景，推动OPC深度嵌入词元经济推进工作。一方面通过OPC实践检验有效计量、质量评价、可信交易和贡献分配等规则的适配性，另一方面推动新质生产力释放、生产关系调整和基础制度建设相互贯通，使OPC成长为智能经济中更具活力和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文平系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湖经-浪潮 数据智能与知识工程联合实验室主任齐航系湖北经济学院数字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