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最难的路，笃定向前 —— 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深耕行政诉讼领域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李潇

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图景，由一个个具体的司法实践铺就。行政诉讼，俗称 “民告官”，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合法财产与人身权益的重要制度载体，也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法律服务行业，多数机构追求业务版图的广度，而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却主动选择了一条专业赛道上的 “窄路”：十七年来深耕土地征收、房屋征收、行政赔偿、行政协议等行政诉讼业务，专注行政争议化解，在这条难度高、考验责任与专业能力的道路上笃定坚守，以个案实践助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践行法律人的职业初心。

锚定细分赛道：把 “一米宽” 的领域，往 “一万米深” 钻研

2014 年，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正式设立。而团队的专业探索，最早可以追溯至 2007 年。彼时，国内征地拆迁相关行政法律服务尚处于发展阶段，土地征收、房屋征收纠纷案情复杂，涉及大量行政程序审查、证据调取、政策适用问题，对律师行政法专业功底提出极高要求。

“我们不追求业务大而全，而是选择聚焦行政诉讼这一细分方向。” 万典律所主任王卫洲介绍，团队确立了专业化发展定位，集中全部力量钻研土地与行政法律实务，坚持只代理被征收人一方，从源头上规避利益冲突，把有限人力物力全部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与办案当中。

放弃多元化业务的扩张机会，深耕单一专业领域，是一次主动的取舍。征地拆迁类行政案件，横跨立项审批、用地报批、评估补偿、强制拆除等多重程序链条，当事人往往存在信息获取弱势，部分案件历经一审、二审败诉，救济路径曲折复杂。万典律所没有回避这类难题，逐步搭建起一套团队化办案体系，摒弃传统单兵作战模式，确立 “术业专攻、团队协作、深入调查、精心谋划、专家会诊、多管齐下” 二十四字办案真言，配套 “更加专业、更加努力、更加精心” 的执业原则，作为全所办案的准则遵循。

为规避法律服务行业 “签约是知名律师，实际办案交给助理” 的常见问题，律所将杜绝 “挂名办案” 确立为内部铁律。委托合同中明确载明主办、协办律师，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研讨机制，建立主办律师负责、办案小组分工、业务监督委员会把关、疑难案件专家会诊的四级质量保障机制。案件办结之后，无论调解还是判决结案，均开展复盘工作，梳理证据组织、诉讼策略、争议化解经验，持续沉淀实务经验，实现专业能力体系化传承国家新闻出...。

截至 2026 年，这支二十余人的专业团队，办案足迹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承办各类行政诉讼相关案件 8000 余件，办结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500 余件，完成多件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国务院裁决层级的案件办理。大量普通征收补偿纠纷在基层诉讼阶段通过协调方式实现实质性化解，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减少司法程序的程序空转，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理念。

坚持以诉促谈：诉讼是手段，实质性化解争议才是目标

外界谈及万典律所，常留下 “专办疑难硬案” 的标签。在王卫洲看来，这更多是传播效应带来的印象。“并不是我们主动去筛选疑难案件，很多一二审已经败诉、常规维权渠道受阻的当事人，辗转多方之后找到我们。常规的征收补偿、协议履行类案件，才是我们日常办案的主体。” 疑难案件社会关注度高，裁判文书公开之后容易被行业看见；大量基层调解化解的案件，当事人权益得到保障之后回归正常生活，很少进入公众视野，由此形成认知上的反差。

在长期办案实践中，万典律所形成 “以诉促谈、诉调结合” 的核心办案逻辑。“行政诉讼不是为了单纯拿到一纸判决书，最终目的是化解矛盾，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但调解、协商不能是无原则劝当事人让步，和解必须建立在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切实提升的基础之上。” 王卫洲这样阐释团队办案思路。

每接手一起案件，无论案件标的大小、难易程度，团队第一步开展全链条合法性审查，对征收立项、用地审批、评估流程、补偿方案逐项梳理，固定程序、实体层面的法律要点，以此形成谈判协商的法律筹码。在夯实法律基础之上，同步推进诉讼与协商两条路径。即便是进入最高法再审等顶层救济程序的案件，只要具备协商空间，且当事人权益不受减损，依然积极推动调解和解，以更低时间成本推动行政争议案结事了。

浙江丽水某机械企业搬迁案件，团队没有提起诉讼，依靠多轮谈判协商，帮助企业补偿权益获得实质性提升；山东兰陵部分案件，在一审败诉之后，介入通过调解挽回当事人经济损失；多地批量征收案件，先通过诉讼指出行政行为存在的法律瑕疵，推动行政机关回归平等协商，最终达成安置补偿方案。这些案例，都是 “有筹码再协调” 办案思路的实践样本。

个案推动规则：办好一起案件，厘清一类法律边界

行政诉讼的价值，不仅在于维护个案当事人的正当权益，部分典型案件的裁判观点，还能够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参照，推动行政执法更加规范。万典律所代理的多起案件，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全国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裁判尺度为全国司法实践所参考借鉴。

孔庆丰诉泗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征地拆迁十大典型案例。该案紧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公平补偿” 法定原则，法院最终确立 “征收补偿不得低于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 裁判规则，改变过去部分地方补偿标准脱离市场实际的问题，该司法理念后续被相关司法解释吸收，成为全国处理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案件的重要标尺，惠及大量被征收群众。

福建福清陈某某强制拆除再审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改判，明确内部会议纪要不能替代法定征地批复，厘清市县政府征地拆迁强制执行权限边界，对实践中 “以会议纪要代替正式审批”“村委帮拆” 等现象划定法律红线，为同类强拆责任认定提供裁判指引。

临沂某福利酒精厂行政赔偿案件，历经十余年维权，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承担一千一百余万元行政赔偿，入选全国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对行政不作为造成企业财产损失的赔偿认定作出示范，督促行政机关重视政务诚信，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益。

“标杆案例并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是当事人带着争议巨大的案件找到我们，我们依法履行代理职责，案件蕴含的法律价值被司法机关认可，才成为典型案例。” 王卫洲表示，个案胜诉保护的是一个家庭、一家企业；而被司法确认的裁判规则，则可以为后续更多群众维权提供参照，推动征收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这也是行政诉讼律师的行业社会责任所在。

顶层救济案件办理，往往要突破多重现实阻碍。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国务院裁决属于行政救济体系的顶层程序，立案门槛高，推翻生效裁判存在极大难度。办案难点，不只在于法律条文适用，更要突破已形成的裁判惯性。一方面，大量内部报批文件当事人无法自行调取，律师需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等方式，从海量卷宗材料中抽丝剥茧，还原完整行政程序链条；另一方面，再审、抗诉代理，需要精准指出生效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的实质性错误，每一项主张都要有法条与判例作为支撑；同时，顶层救济审查周期漫长，律师也需要持续做好沟通引导，陪伴当事人理性看待维权周期，坚守依法维权的底线。

数据显示，2025 年全国检察机关提出的行政抗诉案件仅有 23 件，万典律所代理其中两件，均实现改判。截至 2026 年，王卫洲个人亲办的国务院裁决、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成功案件共计 13 件。面对极高的办案难度，团队给自己定下底线：不承诺案件胜诉结果，不夸大案件预期，但承诺穷尽全部合法救济途径，把每一步法律工作做到严谨完备，恪守律师执业伦理，对当事人托付负责，敬畏法律本身。

恪守执业底线：普法提示群众理性依法维权

征地拆迁法律服务市场鱼龙混杂，不少被征收人面对复杂法律程序，容易陷入维权误区。结合多年一线办案经历，万典团队也面向社会发出普法提示，引导广大被征收人擦亮眼睛，理性选择法律服务，依法行使自身权利。

首先应当甄别服务主体资质，法律咨询公司不等同于律师事务所，非执业律师不能代理诉讼案件，委托维权务必与正规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合同，律师费应当转入律所对公账户，不要向私人转账。其次要警惕 “保证胜诉”“补偿翻倍”“有关系摆平” 这类口头承诺，行政诉讼案件结果受事实、证据、程序多重因素影响，任何承诺包赢的宣传，均违背律师执业管理相关规范。同时要重视法定救济期限，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60 日，行政诉讼起诉期限 6 个月，不少当事人长期信访，错过法定救济窗口期，后续再维权将面临巨大障碍。最后要厘清定位：行政诉讼是维权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在证据扎实的基础之上，协商调解往往能够更加高效化解矛盾，但绝不应当为快速结案而牺牲自身合法权益。

“法治进步，不是宏大空洞的叙事，而是由一件一件案件积累而成。” 王卫洲说。十七年栉风沐雨，万典律所没有被 “攻坚硬案” 的行业标签绑架，既不刻意追逐疑难案件博取名气，也不会因为重大案件投入大、周期长，转向变现更快的业务。未来，团队将继续坚守精品化、专业化定位，深耕土地征收、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行政赔偿、行政协议等业务，持续完善集体研讨、交叉复核、结案复盘工作机制，做好青年律师人才培养，继续践行法律人的责任与法治情怀，在行政法治建设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行政争议案件办理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注：文中相关判例均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官方公开裁决渠道检索核验，本文仅作行业纪实报道，不构成任何个案法律服务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