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枣故园情
■文/李阳海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竿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四个、五个枣……”记得小时候，每当到了打枣的时节，我们总会扛着杆子、背着筐子，连蹦带跳地奔向枣树林，还会在途中比赛念这段绕口令，比谁念得快、念得顺。要是谁赢了，心里那股甜劲儿比吃到嘴里的大红枣还要浓。
大枣，又名红枣、枣子，鼠李科枣属植物，自古便与栗、桃、李、杏并列为“五果”。历代诗人常将红枣写入诗词歌赋，咏颂枣树、枣景的诗文比比皆是。唐朝诗人李颀曾吟咏“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描绘出枣花初绽时的初夏景致；宋代诗人苏轼曾写下“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的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对农村枣花飘香、生机盎然景象的喜悦。
在我的故乡，红枣的地位和分量格外重，一年四季里，用到它的地方数不胜数。最隆重的要数办红事——娶媳妇时蒸喜糕，这可是除了宴席酒菜之外，必不可少的重要吃食。办喜事的当天早上，请来的蒸糕师傅们会早早围在锅台边忙碌：有人负责烧火，让蒸笼里的蒸汽稳稳升腾；有人则埋头搓面，把黏米和玉米面掺和成的面团揉得细碎均匀。铺好纱布后，先在蒸笼底层铺一层红枣，再将揉好的面团均匀铺在上面；等这一层面快熟了，接着铺第二层枣，有的还会撒上一层白糖，就这样一层枣、一层面地叠加，直到蒸出四层的喜糕才作罢。蒸好的喜糕，红的枣、黄澄澄的面，色泽鲜亮得让人挪不开眼，那香味更是勾人。开席前，吃喜糕是第一道“大餐”，不少人吃完喜糕就差不多饱了，等到正式上菜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满桌佳肴，却再也吃不下多少。主家还会挨家挨户地送喜糕，把办喜事的喜乐，传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喜糕，腊八粥、端午节的粽子，还有过年的馍馍，要是少了红枣，都会被乡亲们加个“瞎”字——叫“瞎粥”“瞎粽子”“瞎馍馍”，仿佛没了红枣，这些吃食就丢了灵魂。尤其是腊八粥，一勺子舀下去，要是见不到两三个饱满的红枣，不仅腊八节的韵味淡了大半，吃起来也少了几分香甜滋味。
红枣，是故乡的味觉印记，是生活里的喜庆符号，更是刻在记忆里的精神坐标。它从枝头的果实，到餐桌上的美味、诗文里的意象，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为故乡人生活的一部分、情感的寄托。每当想起红枣，想起那一棵棵枣树，就想起了故乡——那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心生牵挂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原点。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竿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四个、五个枣……”记得小时候，每当到了打枣的时节，我们总会扛着杆子、背着筐子，连蹦带跳地奔向枣树林，还会在途中比赛念这段绕口令，比谁念得快、念得顺。要是谁赢了，心里那股甜劲儿比吃到嘴里的大红枣还要浓。
大枣，又名红枣、枣子，鼠李科枣属植物，自古便与栗、桃、李、杏并列为“五果”。历代诗人常将红枣写入诗词歌赋，咏颂枣树、枣景的诗文比比皆是。唐朝诗人李颀曾吟咏“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描绘出枣花初绽时的初夏景致；宋代诗人苏轼曾写下“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的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对农村枣花飘香、生机盎然景象的喜悦。
在我的故乡，红枣的地位和分量格外重，一年四季里，用到它的地方数不胜数。最隆重的要数办红事——娶媳妇时蒸喜糕，这可是除了宴席酒菜之外，必不可少的重要吃食。办喜事的当天早上，请来的蒸糕师傅们会早早围在锅台边忙碌：有人负责烧火，让蒸笼里的蒸汽稳稳升腾；有人则埋头搓面，把黏米和玉米面掺和成的面团揉得细碎均匀。铺好纱布后，先在蒸笼底层铺一层红枣，再将揉好的面团均匀铺在上面；等这一层面快熟了，接着铺第二层枣，有的还会撒上一层白糖，就这样一层枣、一层面地叠加，直到蒸出四层的喜糕才作罢。蒸好的喜糕，红的枣、黄澄澄的面，色泽鲜亮得让人挪不开眼，那香味更是勾人。开席前，吃喜糕是第一道“大餐”，不少人吃完喜糕就差不多饱了，等到正式上菜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满桌佳肴，却再也吃不下多少。主家还会挨家挨户地送喜糕，把办喜事的喜乐，传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喜糕，腊八粥、端午节的粽子，还有过年的馍馍，要是少了红枣，都会被乡亲们加个“瞎”字——叫“瞎粥”“瞎粽子”“瞎馍馍”，仿佛没了红枣，这些吃食就丢了灵魂。尤其是腊八粥，一勺子舀下去，要是见不到两三个饱满的红枣，不仅腊八节的韵味淡了大半，吃起来也少了几分香甜滋味。
红枣，是故乡的味觉印记，是生活里的喜庆符号，更是刻在记忆里的精神坐标。它从枝头的果实，到餐桌上的美味、诗文里的意象，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为故乡人生活的一部分、情感的寄托。每当想起红枣，想起那一棵棵枣树，就想起了故乡——那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心生牵挂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