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探讨
■文/张新科
当下，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艺术学界的核心议题。如何通过体系建设推动中国艺术学实现学科自主、理论自立和话语自觉，是一个横跨学理探索、制度构建与文化传承的综合性课题。新时代的艺术学科建设需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也需要历史视野。从这一维度出发，审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艺术学发展历程，并非单纯的历史回顾，而是要从中国艺术学的发生演进、转型路径中，提炼当下艺术学科建设所需的思想资源与方法启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艺术学科的“成形阶段”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艺术学学科意义上的“成形阶段”。1912年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颁布，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建立，美术、音乐等专门学校相继设立，艺术开始以较为独立的学科形态进入高等教育体系。
一、现代大学制度促进了艺术“分科”。北京大学等高校陆续开设美术史、音乐史、图画、唱歌等课程，使艺术研究从传统的师徒传承与书院教育中脱离出来，迈向现代化学科之路。
二、艺术学理论与艺术教育的现代化同步展开。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通过翻译或讲授，将“艺术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引入中国。如俞寄凡1922年翻译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宗白华留学回国后在1926年至1928年系统讲授艺术学；朱介民、林焕平、马采等则从不同角度推动艺术科学、一般艺术学的早期建构。这些努力为中国艺术学日后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李心峰、张道一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推动艺术学科建设提供了学理依据。同期，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等艺术教育家成立或主持近代美术专科学校，引入素描、油画、解剖学等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中国艺术教育与国际接轨。
三、美术馆制度、艺术展览制度、艺术社团制度的逐步形成，为艺术研究提供了公共空间与学术共同体。这一时期艺术生态呈现出现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使艺术活动不再局限于文化人的兴趣，而成为具有公共性、制度性与学术性的现代领域。
综上，20世纪上半叶不仅构建了中国艺术学科的基础结构，也培育了延续至今的“学术传统”与“学科谱系”。
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从历史走向现实，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学探索塑造了新中国艺术教育与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对“学科体系”建设的启示。这一时期的学科化探索证明，任何学科的独立性都必须建立在完整的知识架构、课程体系和基础理论之上。虽然艺术学在现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已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但与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其基础理论建设仍需加强。夯实学科基础理论与学科谱系，是当下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
二是对“学术体系”建设的启示。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研究紧扣时代命题，聚焦民族文化传承、艺术现代化转型、艺术教育改革等核心议题，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怀，与当下艺术学界面临的“三大之问”高度契合——“时代之问：艺术学如何回应科技革命和数字文化？民族之问：如何阐释中国艺术精神，使其进入世界艺术理论体系？学科之问：艺术学如何建构自主的学术体系？”继承和发扬这一学术品格，才能使当代艺术学学术体系建设始终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需求。
三是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林风眠、徐悲鸿等通过艺术创作建构“中国现代艺术”的视觉话语，这些探索为当代提供了重要启示：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话语体系，既要借鉴吸收世界优秀理论成果，更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当代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的艺术概念与学术范畴。
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学探索是中国艺术学科现代化的历史源头，推进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既要扎根当代实践、回应时代需求，也要从20世纪上半叶的学科化、现代化与世界化探索中汲取思想养分。唯如此，才能真正推动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使中国艺术学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发出更具影响力的自信声音。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本文为2022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艺术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Q2022102）
当下，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艺术学界的核心议题。如何通过体系建设推动中国艺术学实现学科自主、理论自立和话语自觉，是一个横跨学理探索、制度构建与文化传承的综合性课题。新时代的艺术学科建设需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也需要历史视野。从这一维度出发，审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艺术学发展历程，并非单纯的历史回顾，而是要从中国艺术学的发生演进、转型路径中，提炼当下艺术学科建设所需的思想资源与方法启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艺术学科的“成形阶段”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艺术学学科意义上的“成形阶段”。1912年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颁布，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建立，美术、音乐等专门学校相继设立，艺术开始以较为独立的学科形态进入高等教育体系。
一、现代大学制度促进了艺术“分科”。北京大学等高校陆续开设美术史、音乐史、图画、唱歌等课程，使艺术研究从传统的师徒传承与书院教育中脱离出来，迈向现代化学科之路。
二、艺术学理论与艺术教育的现代化同步展开。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通过翻译或讲授，将“艺术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引入中国。如俞寄凡1922年翻译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宗白华留学回国后在1926年至1928年系统讲授艺术学；朱介民、林焕平、马采等则从不同角度推动艺术科学、一般艺术学的早期建构。这些努力为中国艺术学日后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李心峰、张道一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推动艺术学科建设提供了学理依据。同期，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等艺术教育家成立或主持近代美术专科学校，引入素描、油画、解剖学等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中国艺术教育与国际接轨。
三、美术馆制度、艺术展览制度、艺术社团制度的逐步形成，为艺术研究提供了公共空间与学术共同体。这一时期艺术生态呈现出现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使艺术活动不再局限于文化人的兴趣，而成为具有公共性、制度性与学术性的现代领域。
综上，20世纪上半叶不仅构建了中国艺术学科的基础结构，也培育了延续至今的“学术传统”与“学科谱系”。
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从历史走向现实，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学探索塑造了新中国艺术教育与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对“学科体系”建设的启示。这一时期的学科化探索证明，任何学科的独立性都必须建立在完整的知识架构、课程体系和基础理论之上。虽然艺术学在现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已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但与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其基础理论建设仍需加强。夯实学科基础理论与学科谱系，是当下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
二是对“学术体系”建设的启示。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研究紧扣时代命题，聚焦民族文化传承、艺术现代化转型、艺术教育改革等核心议题，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怀，与当下艺术学界面临的“三大之问”高度契合——“时代之问：艺术学如何回应科技革命和数字文化？民族之问：如何阐释中国艺术精神，使其进入世界艺术理论体系？学科之问：艺术学如何建构自主的学术体系？”继承和发扬这一学术品格，才能使当代艺术学学术体系建设始终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需求。
三是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林风眠、徐悲鸿等通过艺术创作建构“中国现代艺术”的视觉话语，这些探索为当代提供了重要启示：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话语体系，既要借鉴吸收世界优秀理论成果，更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当代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的艺术概念与学术范畴。
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学探索是中国艺术学科现代化的历史源头，推进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既要扎根当代实践、回应时代需求，也要从20世纪上半叶的学科化、现代化与世界化探索中汲取思想养分。唯如此，才能真正推动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使中国艺术学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发出更具影响力的自信声音。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本文为2022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艺术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Q202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