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8）
中山人有既佩戴带钩又佩戴襟钩的习俗
带钩的使用在华夏地区由来已久，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西周至春秋早期华夏地区也普遍使用带钩，人们用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以钩头钩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用来把革带固定住，既有连接襟带的实用功能，也是腰间的装饰品。带钩的样式各异，使用方法也不相同。一般来说，短小的带钩，正反面都可使用，较为方便；大的带钩正面多有华丽的装饰，适宜正置使用。
带钩在战国中晚期中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表明上至国王下至一般平民普遍使用。但中山国带钩的使用又与中原地区有一定不同，华夏地区的带钩一般只用于腰部而不用于胸部，中山人则有既佩戴带钩又佩戴襟钩的习俗。
中山国各时期墓葬中出土最为普遍的是用于腰间的大带钩，有铜、玉、铁、石、金、银等材质，其中以铜带钩居多。腰钩的使用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带钩与革带的孔眼相连，一是在腰带的另一端置环并将之与带钩连接。
铜质带钩普遍出土于平民墓中，一般制作比较简陋，少数错金银或镶绿松石，有琵琶形、兽头形、柳叶形、长条形等形状，也有仿照动物形象的带钩，如平山黄泥村战国墓出土了一件鹅首铜带钩。中山国灵寿城址附近未经盗扰的九座战国早期墓葬中，有5座出土了铜带钩。平山县岗北村战国中期早段墓标本M8205:10出土的铜带钩，钩身细长，有两道脊线，器身错金，镶嵌绿松石，背部有圆形扣，长11.5厘米。岗北村战国中期墓出土两件带钩，标本M8011:27、M8011:28，分别长10.5厘米、9厘米，均为兽头钩，钩身细长，器身有错金钩状纹，并嵌绿松石，华丽美观。
灵寿城遗址出土铁带钩8件，多数锈蚀严重，大致形制相同。整体为琵琶形，有圆形钮。
王墓及其陪葬墓出土的带钩主要是金银质或玉质，另有一件铁带钩。如中山王璺昔墓椁室出土一件镶金凤银带钩，长18.6厘米，通体呈琵琶形，钩体为银制，螭首状钩首，钩身为一条镂雕的蟠龙，龙头位于钩颈部位，龙眼部位有圆孔，原应镶嵌有眼珠。龙身上镶嵌着一只金凤和一只猛兽，金凤文静端庄，猛兽姿态凶猛，凤与兽扭结在一起，极富生趣。王璺昔
墓的2号车马坑出土有鎏金兽纹铜带钩8件。王璺墓陪葬墓中也出土有多件带钩，有银质、石质、铁质、玉质等多种。其中PM5出土一件精美的青玉大带钩，长17.2厘米，宽2.3厘米，厚1.1厘米，青玉制，半透明，玉质细腻，光泽莹润。钩首为龙头，钩尾雕虎头纹。钩身正面雕琢凹凸相间的6个方格，凸起处饰卷叶纹，凹陷处雕桃形叶纹、交叉云头纹和卷叶纹等；背面纹饰以3组含苞的芙蓉花为主，钩钮处有柿蒂纹。此件带钩色泽莹润，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琢刻精细，是战国时期琢玉工艺的代表作。
中山国有些墓葬中同时出土有一大一小两件带钩，大者一般在10至20厘米，小者一般在5厘米左右，小的多出土于胸部，推测为襟钩。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璺昔墓2号陪葬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大小两个银质带钩，其中较大的一件为镶金填漆银带钩（M1PM2:11），呈琵琶形，长21.4厘米；较小的一件为虺首银短钩（M1PM2:12），长3.6厘米。这两件带钩形制大小相差较大，出土于尸骨的腰部至胸部之间。从出土位置看，大者应属带钩，小者应属襟钩。在平民墓葬中也有同时出土一大一小两件带钩的现象，如战国中晚期M9316墓虽经扰乱，仍残存一件长条形铜带钩和一件残琵琶形小带钩。
灵寿古城5号遗址铸造铜器炼炉边和6号遗址北部的铸铜器炉边都出土有带钩范，其中8件较为完整。带钩范原为合范，但出土的均为残缺的带范腔的范面。陶范由泥坯烘烤制成，范的陶质已呈红色，显然经过多次浇铸使用。从可拼对的范面看，每个范面各有多个琵琶式带钩铸腔，均为鹰首钩，钩身饰圆点纹或云带纹，表面有圆凸钮。
■图片来源/书中插图
■书名：《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
■作者：刘卫华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河北博物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刘卫华多年潜心著述的精品力作，全书51万余字、270余张图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独特的剖析视角，细微解读中山文物，立体描述中山风云，全景描摹中山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精彩呈现雄风浩荡的中山精神。不仅揭示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深入剖析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从而还原中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工艺等各个方面的整体面貌，让中山雄风得以重现于世。
带钩在战国中晚期中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表明上至国王下至一般平民普遍使用。但中山国带钩的使用又与中原地区有一定不同，华夏地区的带钩一般只用于腰部而不用于胸部，中山人则有既佩戴带钩又佩戴襟钩的习俗。
中山国各时期墓葬中出土最为普遍的是用于腰间的大带钩，有铜、玉、铁、石、金、银等材质，其中以铜带钩居多。腰钩的使用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带钩与革带的孔眼相连，一是在腰带的另一端置环并将之与带钩连接。
铜质带钩普遍出土于平民墓中，一般制作比较简陋，少数错金银或镶绿松石，有琵琶形、兽头形、柳叶形、长条形等形状，也有仿照动物形象的带钩，如平山黄泥村战国墓出土了一件鹅首铜带钩。中山国灵寿城址附近未经盗扰的九座战国早期墓葬中，有5座出土了铜带钩。平山县岗北村战国中期早段墓标本M8205:10出土的铜带钩，钩身细长，有两道脊线，器身错金，镶嵌绿松石，背部有圆形扣，长11.5厘米。岗北村战国中期墓出土两件带钩，标本M8011:27、M8011:28，分别长10.5厘米、9厘米，均为兽头钩，钩身细长，器身有错金钩状纹，并嵌绿松石，华丽美观。
灵寿城遗址出土铁带钩8件，多数锈蚀严重，大致形制相同。整体为琵琶形，有圆形钮。
王墓及其陪葬墓出土的带钩主要是金银质或玉质，另有一件铁带钩。如中山王璺昔墓椁室出土一件镶金凤银带钩，长18.6厘米，通体呈琵琶形，钩体为银制，螭首状钩首，钩身为一条镂雕的蟠龙，龙头位于钩颈部位，龙眼部位有圆孔，原应镶嵌有眼珠。龙身上镶嵌着一只金凤和一只猛兽，金凤文静端庄，猛兽姿态凶猛，凤与兽扭结在一起，极富生趣。王璺昔
墓的2号车马坑出土有鎏金兽纹铜带钩8件。王璺墓陪葬墓中也出土有多件带钩，有银质、石质、铁质、玉质等多种。其中PM5出土一件精美的青玉大带钩，长17.2厘米，宽2.3厘米，厚1.1厘米，青玉制，半透明，玉质细腻，光泽莹润。钩首为龙头，钩尾雕虎头纹。钩身正面雕琢凹凸相间的6个方格，凸起处饰卷叶纹，凹陷处雕桃形叶纹、交叉云头纹和卷叶纹等；背面纹饰以3组含苞的芙蓉花为主，钩钮处有柿蒂纹。此件带钩色泽莹润，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琢刻精细，是战国时期琢玉工艺的代表作。
中山国有些墓葬中同时出土有一大一小两件带钩，大者一般在10至20厘米，小者一般在5厘米左右，小的多出土于胸部，推测为襟钩。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璺昔墓2号陪葬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大小两个银质带钩，其中较大的一件为镶金填漆银带钩（M1PM2:11），呈琵琶形，长21.4厘米；较小的一件为虺首银短钩（M1PM2:12），长3.6厘米。这两件带钩形制大小相差较大，出土于尸骨的腰部至胸部之间。从出土位置看，大者应属带钩，小者应属襟钩。在平民墓葬中也有同时出土一大一小两件带钩的现象，如战国中晚期M9316墓虽经扰乱，仍残存一件长条形铜带钩和一件残琵琶形小带钩。
灵寿古城5号遗址铸造铜器炼炉边和6号遗址北部的铸铜器炉边都出土有带钩范，其中8件较为完整。带钩范原为合范，但出土的均为残缺的带范腔的范面。陶范由泥坯烘烤制成，范的陶质已呈红色，显然经过多次浇铸使用。从可拼对的范面看，每个范面各有多个琵琶式带钩铸腔，均为鹰首钩，钩身饰圆点纹或云带纹，表面有圆凸钮。
■图片来源/书中插图
■书名：《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
■作者：刘卫华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河北博物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刘卫华多年潜心著述的精品力作，全书51万余字、270余张图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独特的剖析视角，细微解读中山文物，立体描述中山风云，全景描摹中山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精彩呈现雄风浩荡的中山精神。不仅揭示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深入剖析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从而还原中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工艺等各个方面的整体面貌，让中山雄风得以重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