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燕赵五十载笔墨新耕中医情
——专访作家周喜俊
50年来，周喜俊始终扎根燕赵沃土，在文学的田野上默默耕耘。从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到小说《当家的男人》《我的幸福谁当家》，她的作品始终聚焦时代、贴近人心，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文字启迪心灵、传递温度。日前，这位深耕乡土与时代的作家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良医》，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良医》是周喜俊历时3年深入生活、精心打磨的诚意之作，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石家庄地域资源，以石家庄女中医杨悦欣的诊所为切入点，通过她治病救人的生动故事与成长轨迹，细腻呈现社会发展中的时代症候，在探讨新时代执医道德、弘扬真善美的朴素伦理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也彰显出她昂扬俊朗、温润厚重的创作风格。
近日，记者专访了周喜俊，听她讲述《良医》采访与创作背后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作品源于一次突如其来的眩晕
■问：您此前的创作多聚焦农村题材，此次转向中医题材，是源于什么契机？
■答：契机发生在2021年11月9日凌晨。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突然眩晕、右手不听使唤，连夜就医。检查了一番，颈椎、脑血管都没有查出毛病。此后，我开始寻求中医调理。
经人推荐，我找到了《良医》主人公杨悦欣的原型。这家不起眼的中医诊所患者络绎不绝，不少外地重病患者租房候诊。我第一次就诊从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在这里，我亲身体验到中医的神奇疗效，感悟到“大医精诚”，也从患者身上看到人间百态。满墙锦旗背后，是一个个与生命相关的感人故事。出于作家的职业敏感，我主动与患者交流，倾听他们的经历，发现这是一座珍贵的创作富矿。
■问：从“被动求医”到“主动创作”，这种非预设式创作，对您而言更自由还是更有难度？
■答：既自由又极具难度。自由在于素材、情感、人物都来自鲜活现场，没有刻意雕琢；难度在于我要从零进入陌生的中医领域，在繁杂日常里打捞故事、梳理逻辑。但正因如此，《良医》更接地气。
■问：从农村题材到中医题材，您认为是风格的延续还是彻底突破？
■答：是延续中的突破。我的创作底色始终是现实主义，关注普通人、书写时代烟火，这一点从未改变。但《良医》跳出乡村叙事舒适区，聚焦中医文化、健康议题、社会心理，题材更宽、视角更现代，是我创作生涯一次重要的自我超越。
一场跨越3年多的“追踪采访”
■问：创作《良医》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
■答：最大挑战不是写作，而是采访。为掌握真实病例，我用3年多时间追踪采访医生、患者及相关人员70多人。
书中女中医原型的诊所常年爆满，她整日忙于诊疗，无暇接受采访。我只能全程追踪：她赴外地学习，我一路随行，利用路上时间交流；白天跟她听课，了解基层中医现状；晚上同住一屋，深挖她的成长与从医经历。她回老家为乡亲义诊、远赴几百里为师父上坟，我都全程跟随，从亲友、乡亲、康复者的讲述中，聚合出这位医者的完整形象。这样的追踪采访是我过往创作从未有过的。
■问：采访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故事？
■答：难忘的故事数不胜数。我没有刻意追求写作技巧，只想真诚讲述所见所闻，因为每位患者的病痛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经历与现实社会问题：一个13岁孩子因祖辈溺爱、饮食无度重达200斤，晨起头晕无法站立；留守儿童因家庭变故患上重度抑郁……
最让我动容的是跟随主人公原型清明节祭拜她师父的经历。墓前，一个精美的花篮卡片上稚嫩的字迹瞬间打动了我，而这背后是跨越千里的医患恩情：多年前一位父亲从广州带病危的孩子来石家庄求医，老中医妙手回春救下孩子。如今孩子已上初中，父子每年清明不远千里来扫墓，父亲也成为中医，传承医者精神。《良医》出版后，我寄书给他，他感慨这不仅是中医传承的佳作，更是医者担当的赞歌，让人们看到中医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问：书中患者故事背后都连着社会问题，您想讲好中医故事，还是完成社会观察？
■答：两者都有。中医只是载体，真正的主角是被病痛、家庭、压力困扰的普通人。我想让读者看到，很多病不只是生理问题，更是家庭、教育、情感、社会问题。《良医》写的是看病，照见的是人心与时代。
■问：您的作品一贯温暖向上，书写沉重内容时如何保持光明底色？
■答：我始终相信，文学的力量是给人希望。即便写最痛的伤口，也要写出治愈的可能；即便写最暗的困境，也要透出人性的光。主人公和患者在苦难里坚守、在破碎中重建，这种向上的力量，就是我作品不变的底色。
双线叙事串联起人间温情与现实关照
■问：《良医》采用第一人称与主人公成长双线叙事，这种结构如何确立？
■答：最初我沿用“当家系列”写法，但创作异常艰难。反思后我意识到，最先打动我的不是医生，而是被病痛困扰的患者。于是我改用第一人称“我”，创作瞬间顺畅。
作品以杨悦欣“治病救人”的职业坚守和“个人情感”的成长轨迹为双线，串联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既展现中医文化魅力，又呈现婚姻家庭、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让作品兼具温情与现实深度。
■问：第一人称+双线叙事，对表达“中医+社会”主题有何作用？
■答：第一人称让读者跟随“我”求医、观察，代入感极强；双线叙事一边写医者仁心、中医传承，一边写女性成长、情感命运，让医术与人性、诊所与社会紧密相连。这让《良医》不只是行业小说，更是有温度、有深度的现实力作。
■问：作品“治病”与“治心”并行，您如何平衡医学专业性与文学情感性？
■答：我不堆砌中医术语，而是把专业知识融入诊疗细节与医者言行。我更看重“治心”——医生对患者的安慰、开导、陪伴，让医学更有温度，也更契合文学表达。
■问：作品纪实色彩强烈，您如何看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
■答：细节全部来自真实，人物与情节做文学整合。纪实是骨架，保证真诚与力量；虚构是血肉，让人物更立体、故事更流畅。《良医》是“用真实打底，用文学照亮”。
■问：主人公杨悦欣两次重要哭泣，寄托了怎样的成长寓意？
■答：第一次为师父而哭，是精神支柱的暂时坍塌，哭过后她接过衣钵，成为独当一面的医者；第二次为婚姻而哭，是对情感依赖的幻灭，哭过后她彻底觉醒，成为独立自强的女性。这两次哭泣，是她从“医者传人”到“独立良医”、从“依赖者”到“自强女性”的双重蜕变。
中医药学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
■问：创作《良医》后，您对中医文化有哪些新认识？
■答：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民族智慧。中医是人学，以整体恒动、固本培元、辨证论治的系统思维，通过望闻问切诊疗身心，在疑难杂症治疗上独具优势。
我也因此迷上中医，研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典籍，发现中医药不仅有完善的理论与技术，更蕴含深邃的哲学智慧。希望更多人能从中医典籍中汲取营养、收获益处。
■问：中医是“人学”，《良医》想为当代人理解中医提供什么新视角？
■答：我想让大家看到，中医不只是看病抓药，更是关照身心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智慧，它治的是“人”，不只是“病”。希望《良医》能让更多人走近中医、信任中医、传承中医。
大医精诚，医术是根基，医德仁心是灵魂。没有仁心，医术再高也冰冷；没有医术，仁心再善也难救死扶伤。杨悦欣号脉精准、用药得当，而且她更愿意倾听、愿意共情、愿意为患者奔走，这就是我理解的“大医精诚”——精于医术，诚于人心。
■问：您想通过《良医》向年轻作者传递怎样的创作观？
■答：《良医》书写本土中医、本土人物与本土烟火，用真实笔触讲石家庄故事。因为最接地气的本土题材，最能打动人心，彰显城市文化温度。
好作品从来不是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用心听出来、用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诚书写，永远是创作最可靠的路。哪怕题材再小，只要扎根大地、关照人心，就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文/本报记者贾立芳
■供图/周喜俊
近日，记者专访了周喜俊，听她讲述《良医》采访与创作背后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作品源于一次突如其来的眩晕
■问：您此前的创作多聚焦农村题材，此次转向中医题材，是源于什么契机？
■答：契机发生在2021年11月9日凌晨。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突然眩晕、右手不听使唤，连夜就医。检查了一番，颈椎、脑血管都没有查出毛病。此后，我开始寻求中医调理。
经人推荐，我找到了《良医》主人公杨悦欣的原型。这家不起眼的中医诊所患者络绎不绝，不少外地重病患者租房候诊。我第一次就诊从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在这里，我亲身体验到中医的神奇疗效，感悟到“大医精诚”，也从患者身上看到人间百态。满墙锦旗背后，是一个个与生命相关的感人故事。出于作家的职业敏感，我主动与患者交流，倾听他们的经历，发现这是一座珍贵的创作富矿。
■问：从“被动求医”到“主动创作”，这种非预设式创作，对您而言更自由还是更有难度？
■答：既自由又极具难度。自由在于素材、情感、人物都来自鲜活现场，没有刻意雕琢；难度在于我要从零进入陌生的中医领域，在繁杂日常里打捞故事、梳理逻辑。但正因如此，《良医》更接地气。
■问：从农村题材到中医题材，您认为是风格的延续还是彻底突破？
■答：是延续中的突破。我的创作底色始终是现实主义，关注普通人、书写时代烟火，这一点从未改变。但《良医》跳出乡村叙事舒适区，聚焦中医文化、健康议题、社会心理，题材更宽、视角更现代，是我创作生涯一次重要的自我超越。
一场跨越3年多的“追踪采访”
■问：创作《良医》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
■答：最大挑战不是写作，而是采访。为掌握真实病例，我用3年多时间追踪采访医生、患者及相关人员70多人。
书中女中医原型的诊所常年爆满，她整日忙于诊疗，无暇接受采访。我只能全程追踪：她赴外地学习，我一路随行，利用路上时间交流；白天跟她听课，了解基层中医现状；晚上同住一屋，深挖她的成长与从医经历。她回老家为乡亲义诊、远赴几百里为师父上坟，我都全程跟随，从亲友、乡亲、康复者的讲述中，聚合出这位医者的完整形象。这样的追踪采访是我过往创作从未有过的。
■问：采访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故事？
■答：难忘的故事数不胜数。我没有刻意追求写作技巧，只想真诚讲述所见所闻，因为每位患者的病痛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经历与现实社会问题：一个13岁孩子因祖辈溺爱、饮食无度重达200斤，晨起头晕无法站立；留守儿童因家庭变故患上重度抑郁……
最让我动容的是跟随主人公原型清明节祭拜她师父的经历。墓前，一个精美的花篮卡片上稚嫩的字迹瞬间打动了我，而这背后是跨越千里的医患恩情：多年前一位父亲从广州带病危的孩子来石家庄求医，老中医妙手回春救下孩子。如今孩子已上初中，父子每年清明不远千里来扫墓，父亲也成为中医，传承医者精神。《良医》出版后，我寄书给他，他感慨这不仅是中医传承的佳作，更是医者担当的赞歌，让人们看到中医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问：书中患者故事背后都连着社会问题，您想讲好中医故事，还是完成社会观察？
■答：两者都有。中医只是载体，真正的主角是被病痛、家庭、压力困扰的普通人。我想让读者看到，很多病不只是生理问题，更是家庭、教育、情感、社会问题。《良医》写的是看病，照见的是人心与时代。
■问：您的作品一贯温暖向上，书写沉重内容时如何保持光明底色？
■答：我始终相信，文学的力量是给人希望。即便写最痛的伤口，也要写出治愈的可能；即便写最暗的困境，也要透出人性的光。主人公和患者在苦难里坚守、在破碎中重建，这种向上的力量，就是我作品不变的底色。
双线叙事串联起人间温情与现实关照
■问：《良医》采用第一人称与主人公成长双线叙事，这种结构如何确立？
■答：最初我沿用“当家系列”写法，但创作异常艰难。反思后我意识到，最先打动我的不是医生，而是被病痛困扰的患者。于是我改用第一人称“我”，创作瞬间顺畅。
作品以杨悦欣“治病救人”的职业坚守和“个人情感”的成长轨迹为双线，串联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既展现中医文化魅力，又呈现婚姻家庭、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让作品兼具温情与现实深度。
■问：第一人称+双线叙事，对表达“中医+社会”主题有何作用？
■答：第一人称让读者跟随“我”求医、观察，代入感极强；双线叙事一边写医者仁心、中医传承，一边写女性成长、情感命运，让医术与人性、诊所与社会紧密相连。这让《良医》不只是行业小说，更是有温度、有深度的现实力作。
■问：作品“治病”与“治心”并行，您如何平衡医学专业性与文学情感性？
■答：我不堆砌中医术语，而是把专业知识融入诊疗细节与医者言行。我更看重“治心”——医生对患者的安慰、开导、陪伴，让医学更有温度，也更契合文学表达。
■问：作品纪实色彩强烈，您如何看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
■答：细节全部来自真实，人物与情节做文学整合。纪实是骨架，保证真诚与力量；虚构是血肉，让人物更立体、故事更流畅。《良医》是“用真实打底，用文学照亮”。
■问：主人公杨悦欣两次重要哭泣，寄托了怎样的成长寓意？
■答：第一次为师父而哭，是精神支柱的暂时坍塌，哭过后她接过衣钵，成为独当一面的医者；第二次为婚姻而哭，是对情感依赖的幻灭，哭过后她彻底觉醒，成为独立自强的女性。这两次哭泣，是她从“医者传人”到“独立良医”、从“依赖者”到“自强女性”的双重蜕变。
中医药学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
■问：创作《良医》后，您对中医文化有哪些新认识？
■答：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民族智慧。中医是人学，以整体恒动、固本培元、辨证论治的系统思维，通过望闻问切诊疗身心，在疑难杂症治疗上独具优势。
我也因此迷上中医，研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典籍，发现中医药不仅有完善的理论与技术，更蕴含深邃的哲学智慧。希望更多人能从中医典籍中汲取营养、收获益处。
■问：中医是“人学”，《良医》想为当代人理解中医提供什么新视角？
■答：我想让大家看到，中医不只是看病抓药，更是关照身心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智慧，它治的是“人”，不只是“病”。希望《良医》能让更多人走近中医、信任中医、传承中医。
大医精诚，医术是根基，医德仁心是灵魂。没有仁心，医术再高也冰冷；没有医术，仁心再善也难救死扶伤。杨悦欣号脉精准、用药得当，而且她更愿意倾听、愿意共情、愿意为患者奔走，这就是我理解的“大医精诚”——精于医术，诚于人心。
■问：您想通过《良医》向年轻作者传递怎样的创作观？
■答：《良医》书写本土中医、本土人物与本土烟火，用真实笔触讲石家庄故事。因为最接地气的本土题材，最能打动人心，彰显城市文化温度。
好作品从来不是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用心听出来、用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诚书写，永远是创作最可靠的路。哪怕题材再小，只要扎根大地、关照人心，就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文/本报记者贾立芳
■供图/周喜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