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童谣的寻根
■文/陈恩黎
■书名：《童谣：民族的摇篮曲》
■作者：吴其南黄夏青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谣》）据考证，这是目前已知文献记载的中国最古老的童谣。它以静默的文字为媒介，一路穿越五千年的渺茫时空，向沿途所经过的无数世代的人们发送自己的语音信息。
当21世纪的你用现代汉语轻声念诵它时，是否心头会漾起一丝疑问：固态的文字难以再现声音的流动性，五千年前的那个初始语音早已湮灭，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念诵的究竟是这首《康衢谣》的本体、变体，甚或是残体呢？
此疑问并非多余，而是关乎口传文化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文字以凝定、沉默的方式保存了那些古老歌谣，同时也以这种凝定和沉默“杀死”了它们。因此，如何复原、激活它们曾有的生命力，成为当代口传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而口头语言的即时性、流逝性和易变性则使这项使命常常陷入困境之中。今天的汉语童谣研究也不例外，正如吴其南先生所言：“能不能将古代的童谣重新唤醒，就看我们如何做了。”那么，作者又是如何做的呢？
在旅程中，作者以“升起即是陨落的辉煌”为章节标题，对《演小儿语》《天籁集》《越谚》《孺子歌图》等晚清至五四时期出现的几部代表性童谣集进行了重新审视。在笔者看来，它是此次寻根之旅的重要基点之一。比如，作者在总结《越谚》的价值时指出：“其贴近原始的民间童谣的辑录方式，此前此后似乎都无人能够企及……依据口语、方言而存在，面不一定广，却有世世代代的生命力，这种启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在这里，作者以《越谚》中“原腔原调”的方言为发轫点，揭示了童谣的声音在文化层面上所展现出的表达潜力。
“古谚童谣，纯乎天籁。”对此，作者有着中肯的评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论中拣出‘天籁’一词，妙手天得，感悟也有深度，但惜乎也止于此。”在当时单一封闭的历史语境中，这也许是前辈学人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吧，而这个抵达之处则是今日作者的出发之地：他要在21世纪多元开放的现实语境中重述“天籁”的内涵与意义。
“童谣的方言性”“绕口令的热闹性”“天籁：童谣的美学特色”……这些散布在各个章节的议题如同一块又一块的界碑，标识出作者以童谣的声音为核心议题而开辟出的多维突围路径。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路径之一就是作者对童谣声音物性的强调。
作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儿童的声音本身：相较于成人，变声期之前的儿童所发出的声音音域清澈透亮，高频泛音丰富多变，具有天然的“空灵感”，能引发听众的愉悦感。
其次，作者也注意到，汉语清晰简单的音节结构、元音占相对优势等语音特点使得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对声音“简捷、顺溜与爽亮”的童谣有着直接诉诸听觉的喜爱。
作者同时也发现，从稚嫩、清亮的童音到顺溜、简捷的歌谣，童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声音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汉语中原本并不突出的拟声、双声、叠韵等语音现象得以强化与扩大。比如，“咕咚咕咚咤”“噼噼啪”“明晃晃”“砰砰响”等。它们有的模拟了自然界的风声、雨声和虫鸣，有的记录了人类日常生活与劳作的动静，有的则是童年心理的微妙折射。这些都是语言的第一现场，置身其间，往往使歌者与听者产生“物我一体，物我两忘”的超然感。而这就是“天籁”的另一层涵义。
不难发现，作者在对“天籁”的所指进行层层延展的过程中，其所探讨的童谣声音的“物性”已经不再停留在具有空间广延的实体，而是指向现象学意义上的一切存在之物和可经验之物。作者在对童谣声音物性的还原与突显之中，洞察了更多解码汉语童谣声音秘密的方式。
当我们侧耳倾听时，古老的汉语正以稚嫩的童声童音唱着一首“民族的摇篮曲”，道尽“天地之秘藏”……
■书名：《童谣：民族的摇篮曲》
■作者：吴其南黄夏青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谣》）据考证，这是目前已知文献记载的中国最古老的童谣。它以静默的文字为媒介，一路穿越五千年的渺茫时空，向沿途所经过的无数世代的人们发送自己的语音信息。
当21世纪的你用现代汉语轻声念诵它时，是否心头会漾起一丝疑问：固态的文字难以再现声音的流动性，五千年前的那个初始语音早已湮灭，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念诵的究竟是这首《康衢谣》的本体、变体，甚或是残体呢？
此疑问并非多余，而是关乎口传文化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文字以凝定、沉默的方式保存了那些古老歌谣，同时也以这种凝定和沉默“杀死”了它们。因此，如何复原、激活它们曾有的生命力，成为当代口传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而口头语言的即时性、流逝性和易变性则使这项使命常常陷入困境之中。今天的汉语童谣研究也不例外，正如吴其南先生所言：“能不能将古代的童谣重新唤醒，就看我们如何做了。”那么，作者又是如何做的呢？
在旅程中，作者以“升起即是陨落的辉煌”为章节标题，对《演小儿语》《天籁集》《越谚》《孺子歌图》等晚清至五四时期出现的几部代表性童谣集进行了重新审视。在笔者看来，它是此次寻根之旅的重要基点之一。比如，作者在总结《越谚》的价值时指出：“其贴近原始的民间童谣的辑录方式，此前此后似乎都无人能够企及……依据口语、方言而存在，面不一定广，却有世世代代的生命力，这种启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在这里，作者以《越谚》中“原腔原调”的方言为发轫点，揭示了童谣的声音在文化层面上所展现出的表达潜力。
“古谚童谣，纯乎天籁。”对此，作者有着中肯的评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论中拣出‘天籁’一词，妙手天得，感悟也有深度，但惜乎也止于此。”在当时单一封闭的历史语境中，这也许是前辈学人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吧，而这个抵达之处则是今日作者的出发之地：他要在21世纪多元开放的现实语境中重述“天籁”的内涵与意义。
“童谣的方言性”“绕口令的热闹性”“天籁：童谣的美学特色”……这些散布在各个章节的议题如同一块又一块的界碑，标识出作者以童谣的声音为核心议题而开辟出的多维突围路径。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路径之一就是作者对童谣声音物性的强调。
作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儿童的声音本身：相较于成人，变声期之前的儿童所发出的声音音域清澈透亮，高频泛音丰富多变，具有天然的“空灵感”，能引发听众的愉悦感。
其次，作者也注意到，汉语清晰简单的音节结构、元音占相对优势等语音特点使得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对声音“简捷、顺溜与爽亮”的童谣有着直接诉诸听觉的喜爱。
作者同时也发现，从稚嫩、清亮的童音到顺溜、简捷的歌谣，童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声音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汉语中原本并不突出的拟声、双声、叠韵等语音现象得以强化与扩大。比如，“咕咚咕咚咤”“噼噼啪”“明晃晃”“砰砰响”等。它们有的模拟了自然界的风声、雨声和虫鸣，有的记录了人类日常生活与劳作的动静，有的则是童年心理的微妙折射。这些都是语言的第一现场，置身其间，往往使歌者与听者产生“物我一体，物我两忘”的超然感。而这就是“天籁”的另一层涵义。
不难发现，作者在对“天籁”的所指进行层层延展的过程中，其所探讨的童谣声音的“物性”已经不再停留在具有空间广延的实体，而是指向现象学意义上的一切存在之物和可经验之物。作者在对童谣声音物性的还原与突显之中，洞察了更多解码汉语童谣声音秘密的方式。
当我们侧耳倾听时，古老的汉语正以稚嫩的童声童音唱着一首“民族的摇篮曲”，道尽“天地之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