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同庆过春节》（4）贴春联，贴年画
■书名：《普天同庆过春节》
■作者：彭秀良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聚焦春节这一核心传统节日，以新时代文化发展视角，系统梳理其历史源流与民俗艺术，并重点展现春节在新时代社会中的新形式、新表达与新活力，凸显其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文化向心力。本书旨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挖掘节日精神内涵、增强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据传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曾下旨：“公卿士庶之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圣旨下达后，朱元璋微服私访，见大街小巷、士庶人家果然都贴上新春联。走到城门口，朱元璋发现有户人家没有贴春联，便走上前去问个究竟。原来这户人家是阉猪的，自己不识字，又请不到人写，正坐在屋里发愁呢。于是，朱元璋兴致勃勃地运腕挥笔，题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这个故事出现在清初的一部文人笔记里，其实仍然是个传说，或许朱元璋给他的臣属题写过几副春联，后来以讹传讹地放大了。但是，蕴含在春联里的故事还有不少，多以幽默滑稽为主，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的明朝进士解缙巧改春联即是很吸引人的一个例子。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有“神童”之称。解缙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以磨豆腐为生，但他家的对面就是曹尚书的府第，曹府院内种有大片竹林。某年春节，解缙借尚书家的景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的破门上：“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
曹尚书看了很不高兴，便叫人把竹子砍掉。解缙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在上下联上各添了一字，成为：“门对千根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一见更加恼火，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暗暗发笑，在上下联上又各添一个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春联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类姓氏春联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比如我姓“彭”，最经典的春联就是：“作柱下史，封长平侯。”上下联均为典故传说，上联说的是上古时代的彭祖，帝尧时举用，作柱下史（“柱下史”是古代官名，相当于御史），从夏朝一直到商朝末期，年龄到了800岁，因其封地在彭城，故称彭祖。下联说的是西汉时期的彭宣，他学识渊博，名气颇大，哀帝时曾任大司空（“大司空”也是古代官名，执掌礼仪、德化、祭祀等），封长平侯。“彭”的姓氏出现比较早，甲骨文里就有这个字了，所以，“彭”的姓氏春联也就很有历史的沧桑感了。
清朝直隶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成书于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中记述当时的新春习俗，有“春联”一则：“桃符以画，春联以书。书较画为简便，复有斗方、横批、小单条之类。乡人不识字，有以人口平安与肥猪满圈互易者。”“桃符以画，春联以书”，这说明那时桃符和春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区别，“桃符以画”说的是另一种年节门户习俗的物质载体——年画。“春联以书”，则表明春联已从桃符载体脱离开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同时，这也表明到清代中后期年节门户习俗中，春联已是一枝独秀。因为民间春联习俗的兴盛，清代坊间刻印了一些春联范本，比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京都文德堂刻本《春联大观》（作者不详）、道光六年（1826）的《干支类联》（福申编）等。
如果说现如今过年还能够看到家家户户贴春联的情形，居室里张贴年画的习俗却已是难得一见了。年画创始于门神画，大约起源于汉代。门神的形象起初是神荼、郁垒，后来又加上了捉鬼的钟馗，再后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秦琼、尉迟恭逐渐成为门神画的主要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神画逐渐演变成年画，而它本身也成为年画的一种类型。到了宋代，都市里的纸马店每到年节都会出售“纸画”，题材也扩展到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等领域。明代时，年画称作“画贴”，更为民间广泛接受，并出现了多色套印的精美年画。在清代道光年间，由于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绘画大都是在过年时张贴，且含有祝福新年的寓意，因而被民众称为“年画”。纵观年画的发展历程，明、清两代应是中国古代年画的鼎盛时期。
我国的年画产地有很多，其中以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河南开封朱仙镇、山东潍坊杨家埠、河北武强等地所产的年画最为驰名。在我的童年时代，过年贴年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大胖小子怀抱鲤鱼的画面，既喜庆又能传达出美好祝福的意蕴。作为民间艺术品的年画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题材和刻绘技法。比如，天津杨柳青出产的一幅题为《唐山真迹全图》的年画，描绘的是清代末年唐山因开挖煤矿而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成果的情景，画面上的火车、轮船在当时的中国均属新鲜事物。
从生存状态来看，春联的生命力要比年画强得多，贴春联仍然是当前鲜活的过年习俗之一。年画的普及程度就差得远了，但是，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年画不仅是过年时喜庆心情的表达，还在一年的时间里承担着知识传授和伦理教化的功能。 （未完待续）
■作者：彭秀良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聚焦春节这一核心传统节日，以新时代文化发展视角，系统梳理其历史源流与民俗艺术，并重点展现春节在新时代社会中的新形式、新表达与新活力，凸显其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文化向心力。本书旨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挖掘节日精神内涵、增强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据传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曾下旨：“公卿士庶之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圣旨下达后，朱元璋微服私访，见大街小巷、士庶人家果然都贴上新春联。走到城门口，朱元璋发现有户人家没有贴春联，便走上前去问个究竟。原来这户人家是阉猪的，自己不识字，又请不到人写，正坐在屋里发愁呢。于是，朱元璋兴致勃勃地运腕挥笔，题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这个故事出现在清初的一部文人笔记里，其实仍然是个传说，或许朱元璋给他的臣属题写过几副春联，后来以讹传讹地放大了。但是，蕴含在春联里的故事还有不少，多以幽默滑稽为主，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的明朝进士解缙巧改春联即是很吸引人的一个例子。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有“神童”之称。解缙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以磨豆腐为生，但他家的对面就是曹尚书的府第，曹府院内种有大片竹林。某年春节，解缙借尚书家的景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的破门上：“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
曹尚书看了很不高兴，便叫人把竹子砍掉。解缙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在上下联上各添了一字，成为：“门对千根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一见更加恼火，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暗暗发笑，在上下联上又各添一个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春联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类姓氏春联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比如我姓“彭”，最经典的春联就是：“作柱下史，封长平侯。”上下联均为典故传说，上联说的是上古时代的彭祖，帝尧时举用，作柱下史（“柱下史”是古代官名，相当于御史），从夏朝一直到商朝末期，年龄到了800岁，因其封地在彭城，故称彭祖。下联说的是西汉时期的彭宣，他学识渊博，名气颇大，哀帝时曾任大司空（“大司空”也是古代官名，执掌礼仪、德化、祭祀等），封长平侯。“彭”的姓氏出现比较早，甲骨文里就有这个字了，所以，“彭”的姓氏春联也就很有历史的沧桑感了。
清朝直隶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成书于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中记述当时的新春习俗，有“春联”一则：“桃符以画，春联以书。书较画为简便，复有斗方、横批、小单条之类。乡人不识字，有以人口平安与肥猪满圈互易者。”“桃符以画，春联以书”，这说明那时桃符和春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区别，“桃符以画”说的是另一种年节门户习俗的物质载体——年画。“春联以书”，则表明春联已从桃符载体脱离开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同时，这也表明到清代中后期年节门户习俗中，春联已是一枝独秀。因为民间春联习俗的兴盛，清代坊间刻印了一些春联范本，比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京都文德堂刻本《春联大观》（作者不详）、道光六年（1826）的《干支类联》（福申编）等。
如果说现如今过年还能够看到家家户户贴春联的情形，居室里张贴年画的习俗却已是难得一见了。年画创始于门神画，大约起源于汉代。门神的形象起初是神荼、郁垒，后来又加上了捉鬼的钟馗，再后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秦琼、尉迟恭逐渐成为门神画的主要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神画逐渐演变成年画，而它本身也成为年画的一种类型。到了宋代，都市里的纸马店每到年节都会出售“纸画”，题材也扩展到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等领域。明代时，年画称作“画贴”，更为民间广泛接受，并出现了多色套印的精美年画。在清代道光年间，由于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绘画大都是在过年时张贴，且含有祝福新年的寓意，因而被民众称为“年画”。纵观年画的发展历程，明、清两代应是中国古代年画的鼎盛时期。
我国的年画产地有很多，其中以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河南开封朱仙镇、山东潍坊杨家埠、河北武强等地所产的年画最为驰名。在我的童年时代，过年贴年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大胖小子怀抱鲤鱼的画面，既喜庆又能传达出美好祝福的意蕴。作为民间艺术品的年画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题材和刻绘技法。比如，天津杨柳青出产的一幅题为《唐山真迹全图》的年画，描绘的是清代末年唐山因开挖煤矿而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成果的情景，画面上的火车、轮船在当时的中国均属新鲜事物。
从生存状态来看，春联的生命力要比年画强得多，贴春联仍然是当前鲜活的过年习俗之一。年画的普及程度就差得远了，但是，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年画不仅是过年时喜庆心情的表达，还在一年的时间里承担着知识传授和伦理教化的功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