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文艺出版社“文学名家对话录”丛书新作《东拉西扯》上市——
与谢冕共赴一场文学与生命的对话
准备考大学时，谢冕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第二志愿也是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最终他如愿以偿，成为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子，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燕园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日前，花山文艺出版社“文学名家对话录”丛书又一力作《东拉西扯》上市。该书是文学名家谢冕与学者高秀芹的对话式散文集，以生动鲜活的语言呈现了谢冕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经验，以及他对当下文坛、作家创作、时代变迁的切身感悟与深入探索。
中学时“迷恋上文学”
谢冕与文学的羁绊，早在初中便已开始。那时，他将一篇受老师嘉奖的作文投给报刊，发表后的喜悦让他“迷恋上文学”。这份对文学的热爱伴随他走入北大，并在此生根发芽。谢冕一入学就参加了北大诗社，1956年编辑校园刊物《红楼》，担任诗歌组组长，在学生中小有名气。
毕业后谢冕留校任教。1980年12月，谢冕主编的《诗探索》创刊。在北大的讲坛上，他将对诗歌的热爱化作照亮青年的光。从1982年开始，他连续4年开设中国新诗研究专题课，每次都是盛况空前：“除了本校中文系的学生，还有不同院系的热爱诗歌的大学生，也有来自校外热爱诗歌的青年朋友。”彼时朦胧诗引发争议，谢冕认为“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他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理论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而且还为《朦胧诗选》写下序言《历史将证明价值》，展现出对诗歌新变的敏锐洞察。他说：“我和青年在一起，和诗歌在一起，和时代精神在一起。”
谢冕参与了北大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1979年，谢冕当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此后便联合学术同伴“从零开始”：筹建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力邀洪子诚、汪景寿等老师加入；1982年编写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及配套“作品选”，招收第一届当代文学研究生，为学科培养首批研究者。1986年，谢冕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北大中文系由此开启当代文学博士培养历史。
最看重“老师”的身份
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学者……谢冕的身份标签众多，但他最珍视的，始终是“老师”。“我的职业是北大教师，大家称我诗人、散文家，我都喜欢，但最看重‘导师’的身份。”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既要坚守学术规范，更要“把学术论文写得很有味道、很好玩、很有趣”。他为研究生开列百本书单，涵盖文化史、社会学、历史学等，强调“历史感与方法论”；他要求学生“化解那些东西，弄掉刻板的文字、弄掉‘八股文’的写法，让文风生动起来”。这份对“文气”的坚守，让他培养出一批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修养的学者。
谈及文学体裁，谢冕有着清晰的判断：“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但散文除外。”他认为，诗歌需要想象，小说更是以虚构为灵魂；可散文的生命，在于“真”——真性情、真阅历、真境界。他认为，散文的格局取决于作者的胸怀：“一个人的境界有多大，他的散文境界就有多大。”在《为今天干杯》散文集中，谢冕轻描淡写地叙述自己晨跑骨折、高龄换骨、重新站立的过程，没有自我哀怜，依然关怀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展现出乐而忘忧的生命境界。
文学要给人希望
“文学要给人希望，这是我对文学的期盼。”谢冕的文学观，始终带着炽热的温度。他推崇鲁迅，认为《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药》里墓上的花环，本质是“用美学传达思想，唤醒民族理想”；他钦佩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在他看来，文学应超越碎片化叙事，整合时代精神，用理想之光鼓舞读者。他强调文学应有超越性的理想。对于诗歌，他同样强调其社会价值：“诗人应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时代呼喊，诗人是聆听历史的足音并传递时代气息的人物。”他欣赏艾青那样的诗人，“他的眼泪不是为他自己而流的，而是为他挚爱的人民与土地而流的”。
谢冕说：“文学和诗歌是让人往前走的。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活着是用我的诗句，是用文学的题材和人物，鼓舞人往前走。”
81岁徒步登泰山
谢冕的生活观，一如他的文字般通透。他与朋友连续多年组织“馅饼大赛”（被戏称为“谢饼大赛”），建设一种健康的、波澜壮阔的生命哲学。“生不是养的，是活出来的！”他说。
81岁时，谢冕悄悄筹备登泰山：带好速效救心丸、护膝药，不告诉亲友，清晨从山脚出发，避开人群，一步一步征服十八盘——最难时“绕过坐地的游人都耗体力”，却坚持“不休息、不拄拐”，5个多小时登顶后，才给友人发消息：“我已完成登泰山。”第二天，他便赶回北大开会。这份老当益壮的活力，源于他的生活态度：“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凡事想开。”谢冕时常告诫自己也奉劝他人“放下”，在他看来，写作也是一种“放下”。文学也好，诗歌也好，总是人们感到缺憾时的充填，特别是诗歌。《东拉西扯》不仅是一部对话录，更是一幅勾勒谢冕文学人生与精神地图的生动长卷。在谢冕和高秀芹娓娓道来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到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一个师者的赤诚，以及一个生命对“真”与“美”永不妥协的追求。无论是文学爱好者、研究者，还是渴望在文字中寻找力量的读者，都不妨走进这场“东拉西扯”的对话，与谢冕先生一同探寻文学的无限可能，触摸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脉络。
■文/本报记者贾立芳
■供图/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学时“迷恋上文学”
谢冕与文学的羁绊，早在初中便已开始。那时，他将一篇受老师嘉奖的作文投给报刊，发表后的喜悦让他“迷恋上文学”。这份对文学的热爱伴随他走入北大，并在此生根发芽。谢冕一入学就参加了北大诗社，1956年编辑校园刊物《红楼》，担任诗歌组组长，在学生中小有名气。
毕业后谢冕留校任教。1980年12月，谢冕主编的《诗探索》创刊。在北大的讲坛上，他将对诗歌的热爱化作照亮青年的光。从1982年开始，他连续4年开设中国新诗研究专题课，每次都是盛况空前：“除了本校中文系的学生，还有不同院系的热爱诗歌的大学生，也有来自校外热爱诗歌的青年朋友。”彼时朦胧诗引发争议，谢冕认为“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他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理论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而且还为《朦胧诗选》写下序言《历史将证明价值》，展现出对诗歌新变的敏锐洞察。他说：“我和青年在一起，和诗歌在一起，和时代精神在一起。”
谢冕参与了北大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1979年，谢冕当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此后便联合学术同伴“从零开始”：筹建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力邀洪子诚、汪景寿等老师加入；1982年编写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及配套“作品选”，招收第一届当代文学研究生，为学科培养首批研究者。1986年，谢冕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北大中文系由此开启当代文学博士培养历史。
最看重“老师”的身份
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学者……谢冕的身份标签众多，但他最珍视的，始终是“老师”。“我的职业是北大教师，大家称我诗人、散文家，我都喜欢，但最看重‘导师’的身份。”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既要坚守学术规范，更要“把学术论文写得很有味道、很好玩、很有趣”。他为研究生开列百本书单，涵盖文化史、社会学、历史学等，强调“历史感与方法论”；他要求学生“化解那些东西，弄掉刻板的文字、弄掉‘八股文’的写法，让文风生动起来”。这份对“文气”的坚守，让他培养出一批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修养的学者。
谈及文学体裁，谢冕有着清晰的判断：“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但散文除外。”他认为，诗歌需要想象，小说更是以虚构为灵魂；可散文的生命，在于“真”——真性情、真阅历、真境界。他认为，散文的格局取决于作者的胸怀：“一个人的境界有多大，他的散文境界就有多大。”在《为今天干杯》散文集中，谢冕轻描淡写地叙述自己晨跑骨折、高龄换骨、重新站立的过程，没有自我哀怜，依然关怀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展现出乐而忘忧的生命境界。
文学要给人希望
“文学要给人希望，这是我对文学的期盼。”谢冕的文学观，始终带着炽热的温度。他推崇鲁迅，认为《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药》里墓上的花环，本质是“用美学传达思想，唤醒民族理想”；他钦佩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在他看来，文学应超越碎片化叙事，整合时代精神，用理想之光鼓舞读者。他强调文学应有超越性的理想。对于诗歌，他同样强调其社会价值：“诗人应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时代呼喊，诗人是聆听历史的足音并传递时代气息的人物。”他欣赏艾青那样的诗人，“他的眼泪不是为他自己而流的，而是为他挚爱的人民与土地而流的”。
谢冕说：“文学和诗歌是让人往前走的。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活着是用我的诗句，是用文学的题材和人物，鼓舞人往前走。”
81岁徒步登泰山
谢冕的生活观，一如他的文字般通透。他与朋友连续多年组织“馅饼大赛”（被戏称为“谢饼大赛”），建设一种健康的、波澜壮阔的生命哲学。“生不是养的，是活出来的！”他说。
81岁时，谢冕悄悄筹备登泰山：带好速效救心丸、护膝药，不告诉亲友，清晨从山脚出发，避开人群，一步一步征服十八盘——最难时“绕过坐地的游人都耗体力”，却坚持“不休息、不拄拐”，5个多小时登顶后，才给友人发消息：“我已完成登泰山。”第二天，他便赶回北大开会。这份老当益壮的活力，源于他的生活态度：“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凡事想开。”谢冕时常告诫自己也奉劝他人“放下”，在他看来，写作也是一种“放下”。文学也好，诗歌也好，总是人们感到缺憾时的充填，特别是诗歌。《东拉西扯》不仅是一部对话录，更是一幅勾勒谢冕文学人生与精神地图的生动长卷。在谢冕和高秀芹娓娓道来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到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一个师者的赤诚，以及一个生命对“真”与“美”永不妥协的追求。无论是文学爱好者、研究者，还是渴望在文字中寻找力量的读者，都不妨走进这场“东拉西扯”的对话，与谢冕先生一同探寻文学的无限可能，触摸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脉络。
■文/本报记者贾立芳
■供图/花山文艺出版社